“我更害怕这座城市空旷的感觉”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4-26 1:17:26· 来源：

俄摄影师列阿尼特近距离拍摄切尔诺贝利

[sub]　　今日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20周年“纪念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基辅召开的国际学术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事故不仅仅是乌克兰的灾难，还殃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带有全球的性质。[/sub]

[sub]　　为此，本报从4月25日开始，连续三天就该事故发生20周年进行“特别报道”。昨日见报的“‘石棺’有望身穿11亿美元‘外衣’”报道从科技入手解读如何防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再次发生；今日见报报道则是本报记者专访俄罗斯摄影师列阿尼特（上）去年近距离接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故事。明日，就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话题，本报记者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sub]

[sub]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电影院已无观众入场，只剩下排排斑驳的座位。[/sub]

[sub]学校地板上散落着木料。[/sub]

[sub]救援人员当年佩戴的防化面罩还留在附近区域。[/sub]

　　对于每一个搞摄影的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也是俄罗斯的年轻摄影师列阿尼特的梦想，“我喜欢拍摄那些禁区，比如切尔诺贝利。”

　　2005年4月，22岁的他终于来到普里皮亚季（这座小城是20世纪70年代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建造的，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仅三公里）。

　　汽车从乌克兰首府基辅北行130多公里后，抵达进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隔离区的必经之地———检查站。这里离核电站有30公里，很多人称这一区域为“死亡区”。成年人被严格限制进入，进入者必须具备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绝对禁止进入。列阿尼特原计划“独闯切尔诺贝利”，但是公司规定必须带个导游才能给通行证，所以只好与导游同行。在切尔诺贝利，有些地方的核辐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导游会跟在游客的身后，告诉游客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可以去。

　　普里皮亚季已是“空城”

　　汽车把他们带到普里皮亚季，列阿尼特如此形容当时的感受，“当我踏上切尔诺贝利土地的那一刻，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过了担心和恐惧。我想，我终于见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切尔诺贝利。”

　　天气阴沉沉的，刮着风，这种天气更增添了城市的空旷感。有时就听见“砰砰”响，这是从墙上掉下的一块砖，破败的门也是“咯吱咯吱”响。这里的建筑跟原苏联的很多建筑都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那些学校就像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那些游泳池就像他到过的游泳地方，只是切尔诺贝利的建筑没有窗户，而且是裂痕累累，破败不堪。

　　刚开始他感觉自己是来到了森林，但是导游告诉他过去这里是村庄。那些树木从地板里长出来，有的甚至冲破了屋顶，树枝从窗户里伸展出来，如果不细看，很难看出那些地方以前住过人。普里皮亚季原有约5万居民，主要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事故发生后，小镇居民全部被疏散。列阿尼特对记者说：“我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城市。”他接着表示，这是一座阴森可怕的“空城”。

　　遗迹见证灾难历史

　　对于一个摄影师，内心的感受很重要。列阿尼特在切尔诺贝利思考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思考最多的是灾难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吗？这些灾难是我们不能预知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接受这些东西。

　　“对于那些在核爆炸事故中和参加清理工作的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永远改变了他们，他们自己已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了。他们的后代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没有耳朵，长出八个指头。”还有那些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农民，因为这次事件让他们离开了世代生养他们的土地，住进他们不是很习惯的楼房。

　　列阿尼特曾到过当地的一座剧院，平生第一次他走进那样一个空旷黑暗的地方。那里的地板都已腐烂，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摔倒。房顶早已出现漏洞，在电影屏幕前竟有一摊水，地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小方巾。

　　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几个杯子，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洋溢着节前的气息（五一劳动节的庆典）。现在这里只有破败的暖气片，打开着的门，还有剥落了漆的窗子。

　　在废旧游泳池帝拍照时，他常常置身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身后的门老是在“砰砰”作响，从墙上和顶棚上会掉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拍照时，他常会想象过去这里人们的生活，想象着他们被疏散时的情景，“要是事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会怎么办呢？”

　　每一个到普里皮亚季的游客和摄影师都会拍摄儿童玩具，列阿尼特说那是很触人心弦的一幕。“这些儿童玩具可以毫不费劲地把参观者带入恐惧之中，它可以触及到人内心深处的灵魂。”这些遗迹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是怎样受到伤害的。

　　辐射阴影难以摆脱

　　为了此次的拍摄任务，列阿尼特专门买了一套运动衫和旅游鞋，但是回来之后都扔掉了，虽然旅客行走的区域都是有保障的，但辐射是他摆脱不掉的阴影。

　　拍摄回来之后，朋友们问他怕不怕核辐射。离开普里皮亚季后他很少想到过这个问题。他在结束切尔诺贝利之行后很快开始了另外的旅程。他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如果检查我是健康的，那我就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检查出来毛病，那也没有彻底的根治办法，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到医院作检查。”

　　“比起核辐射，我更害怕这座城市空旷的感觉。”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常常会想要是他一个人拥有一座城市那该多好啊，自己可以去任何一家商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还可以到每个自己想到的房间逛一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腿放在桌子上；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那里为他一个人放映着他想欣赏的影片。但是去过切尔诺贝利之后，他觉得：“这种想法很可怕，而且是不正确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范辉 实习生 任丹丽

      图片提供/摄影师 列阿尼特

切尔诺贝利的伤口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4-26 2:27:35· 来源：

[sup]一名乌克兰老人带着他的狗走在“鬼城”空旷的街道上。尽管核电站30公里内被政府划为禁居地，但一些老人出于对故土的留恋，仍然偷偷跑回来定居。[/sup]

[sup]1986年出生的乌克兰男孩西蒙·邦达连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已经患上了白血病。[/sup]

[sup]废弃的学校宿舍还保留着当年人们匆忙撤离时的凌乱模样。[/sup]

　　20年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控制室，操作员的一连串致命错误引发了那场举世无双的核事故。20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仍然未能从灾难中复苏过来。据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乌全国4800万人口中，共有包括47.34万儿童在内的250万核辐射受害者仍处于医疗监督之下。

　　核电站30公里内，是被当局划定的“禁居地”。在这里，随处可见残破的居民楼、杂草丛生的院落、废弃的设施和人们匆忙撤离时留下的遗物。由于久无人烟，这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城”。

　　而居住在30公里以外的人们，其安全性也无法得到保障。土地、水源、空气，都被爆炸产生的辐射物或辐射尘埃污染了，他们根本无法逃避现实环境所带来的潜在危险。

　　最可怜的是那些灾难发生后出生的孩子。大批孩子因他们的父母体内或血液含有辐射物，从生命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先天性疾病。畸形、癌症、败血症已成为虐杀这些无辜儿童的主要杀手。

　　然而，切尔诺贝利最为险恶的遗赠，恐怕还是心理创伤———那些家园尽毁、流离失所的人们，以及数百万仍然留居在被污染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明斯克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利科说：“心理上的后果一直是毁灭性的，许多人觉得自己终将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

切尔诺贝利：看到灾难才能感念幸福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4月26日 08:29:47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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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学者曾经心有余悸地谈起过发生在2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他当时说切尔诺贝利改变了前苏联的一切，改变了人们对于科学的信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信赖。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平静的咖啡厅里，但是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激动的面孔。因为当时已经离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18年了，很多人甚至都记不清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具体时间和详情了。但是直到2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能从报刊上看到切尔诺贝利地区凶猛可怕的放射性残留物仍然在所谓的“石棺”下闷烧不熄，30公里的隔离区中仍然人烟稀疏，当年的很多居民和救援人员都面临严重的后遗症。

   尽管核泄漏的危机难以排除，但人类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核技术的步伐。据说核能源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20年时间中，占全球电力供应的比例上升了1.5倍。同时核电站安全技术的研究也没有停止步伐。因为技术发展中的漏洞不是技术停步的理由。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防范此类事故的再度发生，并且对降低核事故的伤害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全球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20年之后，仍然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防止核事故的对话和研究机制。直到2003年，一个名为切尔诺贝利的论坛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设立。这意味着在联合国层面上，对切尔诺贝利的研究刚刚起步。这种研究仍然停留在调查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范围，以及如何为受事故影响的人提供保健服务的层面。更何况在一些国家，核电站作为安全与商业的最高机密也受到保护，事故受到严格保密，不但公众缺乏知情权，就连事故数据也不为人知，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防止核事故的合作。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之际，全球各个拥有核电站的国家能否形成“切尔诺贝利”共识，不但认识到核事故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认识到建立国际防止核事故机制的重要性。发达的核电大国应当在国际核安全对话中扮演重要的推动角色，分享核安全技术并且取消不必要的技术壁垒。同时这个对话要为核风险未雨绸缪，包括核污染之后的环境治理，受污染人群的治疗，污染地区的彻底洗消等内容都应该纳入一揽子对话范畴。

   切尔诺贝利是全球公共议程的重要符号。因为核电站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足以造成大规模毁灭性伤害。这种伤害，因为技术的风险而存在。超越了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伴随着和平利用核能的步伐，核事故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列举的较大规模事故就有英国塞拉菲尔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美国的布朗斯菲尔德核电站和三喱岛核电站核泄漏，日本茨本县核燃料工厂核泄漏，韩国荣光核电厂5号机组核泄漏事故。

   因此，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年之际，所有的人都应该看一看1997年日本导演木桥成一的独立纪录片《纳迪亚的村庄》，用镜头语言所展示的那些核事故中的断壁残垣和受到核辐射伤害的无辜者，绝对要比文字描述的力量强大得多。但是为什么只有看到灾难才能感念幸福，这是我们总无法让切尔诺贝利永归回忆的原因。（周庆安）

乌民众手持康乃馨悼念切尔诺贝利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4-27 1:11:55· 来源：

　   　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尤先科先后参加两场悼念仪式

[sub]4月26日，切尔诺贝利附近村庄的一个女孩在仪式上点燃蜡烛。[/sub]

[sub]4月26日，一名女子手捧遇难者的照片，准备将它们安放在首都基辅的纪念馆。[/sub]

[sub]4月26日，一名男子以喝伏特加的方式纪念逝去好友。[/sub]

　　本报讯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周年纪念之际，许多乌克兰民众聚集在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0英里的小镇上举行悼念仪式。当天，乌克兰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尤先科先后参加了基辅和切尔诺贝利工厂附近举行的两场悼念仪式。

　　乌克兰首都基辅纪念仪式26日凌晨开始。数以百计的乌克兰人手持蜡烛和康乃馨走上街头。莫斯科时间1：23，人们开始默哀一分钟，20年前的这一刻，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今天是个非常悲惨的日子，但二十年来我们年年纪念这一天。”乌克兰人卡尔玛多诺娃·安娜告诉记者。

　　在用来安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的史拉弗提曲，为了与莫斯科时间相符，纪念活动比其他地方提前了一小时。人们拿着蜡烛和康乃馨，伴随着铃声和警笛，缓缓走过街道。

　　参加完基辅的悼念仪式后，尤先科亲往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的纪念馆。纪念馆内，核电站工人听着军乐，互相致意。尤先科在纪念馆内发表讲话说：“经过了20年的伤痛和恐惧，这块土地一定要向前行进了。切尔诺贝利的伤痛和迷茫结束了，我们是勇敢而强壮的人民，我们一定要面向未来。”

　　“20年过去了，也许很多孩子已经不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距离基辅多远，但我们没有办法忘怀。”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议员奥赛耶夫告诉记者，他还记得当年为了“排毒”大量喝红酒的情景，“乌克兰还会继续和平使用原子能的道路，因为我们需要它。”

　　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部副部长瓦路迪米尔－克鲁莎也参加了当天的悼念仪式。他站在一座牺牲者纪念碑前说：“愿上帝保佑这样的事情不再重演，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后代不要再这样过活。”

　　克鲁莎称，国家紧急事务部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面向这场灾难的受害群众，为他们的生计、健康和安全着想。

　　■相关新闻

乌克兰驻华大使表示考虑使用被污染土地

　　本报讯 26日乌克兰驻华大使谢尔盖·卡梅舍夫表示，要彻底消除切尔诺贝利的影响，需要国际社会源源不断的帮助，“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将存在几百年，很难准确估算消除影响需要多少钱”。不过，卡梅舍夫对未来非常乐观，认为乌克兰政府今后将考虑重新使用被污染土地。

　　4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中乌两国签署关于中国向乌克兰政府提供10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乌克兰驻华参赞贝利卿告诉记者，10年前，中国也曾经做过相似金额的捐赠。“感谢中国政府一直关心着切尔诺贝利。”

　　不过，这起泄漏事件要想完整画上句号还需大笔资金。根据乌克兰议员奥赛耶夫提供的数据，乌克兰预算约10%-20%被用于相关项目，到2015年为止将花掉1700亿美元。

　　由于第一次封存时的遗留问题，泄漏的四号机组有可能再次出现泄漏。乌克兰政府目前已筹集到修建新加固“石棺”的10亿美元。另外，乌克兰运行核电站的维护以及为受害者提供帮助也需要大量资金。

　　“乌克兰可为世界上的33个有核电站的国家提供两方面经验：一方面是如何更安全地利用核电站，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核事故。”另外一个角度说，乌克兰也因祸得福，“现在乌克兰核电站运行安全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我们有深刻教训。”

　　卡梅舍夫对未来非常乐观：“乌克兰政府把受核污染土地的核辐射降低到最低水平，今后也会考虑重新使用这些土地。”

　　■亲历

　　[sub]1986年4月26日，年轻的乌克兰核辐射科学家卡尔马多诺娃·安娜正在切尔尼格开会，这个城市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60公里。就在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子，乌克兰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件。[/sub]

[sub]　　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约8吨的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灼热的石墨和核燃料涌了出去。当地民众毫不知情。[/sub]

　　“我们当时以为是军队演习”

　　1986年4月27日，结束会议后的安娜返回基辅，一路上她遇见大量军车。“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是军队演习或拉练。”政府最初打算隐瞒这一事件。五一劳动节那天，不明真相的民众像往年一样在室外欢庆五一。敏感的科学家们最先感觉到了异常。

　　“很多专门研究放射学的科学家在仪器中发现，发射量比以前大幅提高。这个消息在科学家圈子里口口相传。”

　　安娜开始和同行私下讨论，但作为辐射问题专家的她也没有想象到事件的严重性。

　　核电站距离基辅约100公里，大气运动将放射性粉尘带到了各地，包括基辅。安娜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提前做了必要的防护。她要求家人不要出门，紧闭门窗，防止粉尘入室。“我们每天要打扫几次房间，洗几次碗。外出时戴上帽子和口罩，防止皮肤裸露。

　　回家马上更换衣物。孩子们是被禁止外出的，他们不能在树下玩耍，更不要说光着脚在草地上走。”

　　“看不到孩子，就像国家没未来”

　　数天后，政府正式公布消息，学校停课，孩子和孕妇均被转移到足够远的地方。大人们没有将事实真相告诉孩子，孩子们欢天喜地以为是出门远足。5月10日以后，基辅几乎看不见一个孩子，整个夏天孩子们在安全地方“度假”。

　　当时，基辅共300万人，在欧洲尚属大城市。“出门看不到一个孩子，让人感到害怕，就好像国家没有了未来。”

　　秋天后，孩子们陆续回来，但他们不能碰落叶，因为树叶具有一定的辐射量。政府专门派人收集这些叶子并进行处理。

　　根据安娜的判断，约50%的人较易受辐射影响，25%的人有着较强的抗辐射能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没有得病。可能是因为我长期从事辐射研究，对辐射比较习惯的缘故，我们这类人受辐射伤害的比例要比一般人小得多。”但安娜却曾患心理疾病。

　　“作为一名学放辐射的人，我很想帮助别人，但却有无能为力。”安娜坦言，一方面是因为掌握知识有限，另一方面实在是无力回天。

　　“把生命献给朋友就是最好的人”

　　尽管妇女和孩子在灾难发生后被提前撤离，但许多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却留了下来。

　　安娜丈夫的表哥是一名消防员，参加了核电站大火的扑灭工作，最后因核辐射辞世。在乌克兰人民眼中，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谁把生命献给了朋友，谁就是最好的人，谁就是英雄。“政府和人民永远记得他们，崇拜他们，包括在灭火时丧生的25名消防员。”安娜讲着讲着眼圈就湿润了，“当我想起这些事时，我就很难过。把我们的痛苦经历告诉大家，希望别人能汲取教训，希望灾难不要重演。”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范辉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申剑丽 实习生 储信艳 任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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