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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揭开中国萨斯病危机的面纱
Unmasking A Crisis
By HANNAH BEECH/SHANGHAI
With reporting by Bu Hua/Shanghai and Huang Yong and Susan Jakes/Beijing
在SARS在中国肆虐之时,官员们似乎更热衷于挽回面子,而不是拯救生命。
这是中国卫生部不想让你见到的医院病房。在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疾病区,
有超过100名的SARS病患挤在一间间的小房间里。一位曾在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工
作的赵姓(Zhang)护士说:“在这栋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是SARS病患”。11天前,
当她被诊断出感染SARS时住进了这里。“这里没有数百,至少也有100名SARS病患,
这里的情况真的很糟。我们不准离开房间。 我们大小便都在这个房间里,连吃饭
也在房间里。 目前我所知道的,这里至少有一半的病患是来自其他医院的医生跟
护士。”正当时代杂志的记者在病房走动的时候,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阻止
他,并解释:“你看,不是我要赶你走。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这里实在太危险
了。 这真的是很可怕的疾病,甚至我们在这里工作,都不知道我们何时会被感染
上。 这个医院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这里所有的病房全都是SARS病患,至少超
过100名。不要相信政府,他们从不会跟你说实话。 他们说这个致命的疾病只有4%
的死亡率?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死亡率至少25%。单单这个医院,至少已有10名
患者死亡。”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词,多数的患者——全国也许数百甚至数千名——并不存在。
在记者被粗野地赶出佑安医院集体隔离病房前,赵护士警告说:“绝对不要相信
卫生部门说的话。”
中国在沉醉于赢得主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跟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后,
也许想要向世人展现其乐观、改革的新面孔。 但是这个国家在处理致命的SARS
传染病(据信源自去年11月南部广东省)所表现的态度,让人感到在禁闭的门后,
北京保持神秘及掩盖事实的本性没有改变。 过去数周,地方医生提出许多的报
告表明这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仍然是一个视权力及社会秩序在人类生命之上的
政府的附庸。上海一位担任传染病谘询委员会委员的呼吸器官疾病专家说:“你
们外国人比我们还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因为你们国家的人民没有那么多。”
“我们主要关切的是社会稳定,若掩盖少部分人死亡的消息有助于维持安定,这
么做是值得的。”
问题是∶在这传染病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前,有多少死亡能被保持秘密?数十
年来,中国卫生部处心积虑的隐瞒致命疾病的爆发,希望这死亡性的疾病会在国
际医学界介入细查之前自行消失。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突然出现一两个瘟疫
或狂犬病的案例是很自然的,为何不必要的让民众担心呢?但是北京的紧急计划
可能使SARS招致相反结果,到上周末SARS已打破大陆国家疆界,全球有116人死
亡和2,890人受感染。即使这致命肺炎在世界各地——非洲是最后一个被感染的
大陆——不断的增加,中国仍然极力压制SARS疫情的报道。在北京和上海大都会,
当地的医生和护士都在传说有上百个病例堆在传染性病房里。一些数十年来对中
国健康照顾系统有信心的民众已经开始怀疑他们长期以来的信任是否已经被危险
的滥用。
迟至上周六,中国卫生官员仍坚持数据为1,300个SARS病例和60位死亡——即使
中国总理温家宝已拜访了佑安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声称所有病例还没计入统计
数字。上周四,为努力减轻民众的担心,最近任命的北京市长孟贵农声称,中国
卫生官员“已全面控制非典型的肺炎”。同时医学界权威坚称在中国广东以外地
区的多数SARS都是“外来的”,以证明北京与上海本身不是这疾病的繁殖的土地。
但即使政府继续其否认政策,已有一些泄漏秘密者开始对北京的数字有争论。一
位退休军医院外科医生在星期二声称,单在北京一家医院就有60位SARS病人,而且
有七人死亡于这疾病。一位来自深圳的干部告诉时代杂志,在他们上周的内部会
议中,一位市卫生官员指出他们那儿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六位死亡,但仍公开否认有
任何病例。在上海,当地医生指出在一家医院有14个病例,而上海肺病医院的厉
爱梧医生证实有七位外国人士曾因此病被治疗,跟市府之前所说没有任何外国人
被怀疑患有SARS完全矛盾。“我猜那意味着我不存在”一位被扣在14楼隔离病房一
周的中年英国人开玩笑说。
这位曼彻斯特人利用手机与外界联络。“这里的照顾很好,但我必须承认我感到
有点被真实世界隔绝。”
中国的继续模糊导致美国发布旅游警告--若无必要,不要到中国去旅游。大约同时,
马来西亚禁止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游客。在香港,政府面对不断增加的当地病
例和批评处理疾病太慢做出的反应是终于下令接触确定病患的家眷全待在住家隔
离。旅客希望飞离香港赤腊角机场,必须先量体温才会被允许登机。在大陆,上
海高级饭店的住房率由每年此时的超订房率120%大幅降落到30%。高层旅游,如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世界经济论坛已被延后或取消。
“旅客的滑落比1989年还惨。”一位上海外交官员喃喃自语,他指的是天安门
镇压之后外国人纷纷逃离。
在一个大规模反叛通常造成统治和政权瘫痪的国度,共产党担心会引起人们的恐
慌。目前大陆蓬勃的经济比任何时候更依赖外来投资--例如,上海54%工业产量
由外资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获得--中共双倍关心维持稳定的外观。“看看香港发
生的,每个人都吓得戴口罩。”一位上海副市长的资深助理解释,并抱怨外国媒
体激起对致死病毒的神经紧张。“我们不希望每个人无来由的像那样惊慌,而毁
了我们的经济。”此外,随着重要的五月一日休假周快速逼近,当地旅游主管担
心SARS惊吓会阻碍中国人外出旅游花钱。
中国长久以来就不愿面对他的医疗问题。在SARS之前,众所周知这国家就不愿公
开承认爱滋病的发展。当三年前消息慢慢泄露出来,中国中部有数万名农夫因使用
感染的仪器卖血给商人而感染了爱滋病,政府延迟至一年后才勉强承认这事实。
即使在当时政府仍坚持病毒只污染河南省的一个小小村庄。终于在2002年,中
国领导者在一天内修正其爱滋病计数由30,000病例增加到一百万例。类似的
“黑蒙蒙”策略使当局对上个月在东北部的辽宁省因喝了污染的豆奶导致有三
位学童死亡和3,000人生病的事件同样保持沉默。即使有几百个学生成群结队的
到医院,几周来当地官员仍否认有任何差错。
大多数医生因惧怕失去工作而不敢将隐瞒的真相说出来。一名医生告诉时代周刊
的记者,在北京的309人民解放军医院的肺结核隔离区有数十位SARS病人,他
说:“我因不能跟你讲话而感到尴尬,我真想说出来,但我还年轻,不能承担失
去工作的风险。”但其他勇敢的人有勇气讲出来。上周首先由时代周刊报道,一
名退休的军医蒋彦永称在309医院有60个SARS病例,7人死亡,301军医
院(张护士工作的地方)至少10名医生、护士从病人那传染上该病,蒋最初将
他的声明寄到国家的中央4台,但没有回应,他报告更准确的数字是因为他对卫
生部说到四月初首都只有12个病例、3人死亡感到愤怒。据蒋说,另一军队医
院302在三月初收了由301医院诊断的两名SARS病人,那时正是北京召开
政治敏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蒋说,只有当两名病人都死的时候,卫生当局
才召开了一个会议,但不是指导医生如何通过教育公众控制疾病,而是告诉医生,
“为了维护稳定”“禁止对外宣传”SARS死人的事。
上海的医生同样面对类似的政治干预。上星期初,在黄浦区一家医院的医生被其
主管单位召集讨论由市政卫生署直接起草的一项新政策。在过去两个月以来,医
生们都暗中的在互联网上搜寻有关SARS的信息,并希望他们的主管提供可靠的信
息。相反地,他告诉他们在医院不要戴口罩,除了在隔离的病房和一些少数选择
的诊断病房。被召集来的医生感到困惑。一位高层行政人员和蔼地说,“我以为
戴口罩是为避免把SARS传染给医护人员。”他们的主管简短地回答,“戴口罩会
吓倒病人。尤其是自从SARS已经在控制之中,我们不希望有惊慌。”
因为没有来自上级的监督,地方卫生部门肆意制定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卫生部
长张文康实际上在政府体系中的职位比上海、广东省的省委书记要低。这就造成
当地的党领导比甚至在医疗政策方面都有卫生部长大得多的权力。而且,每个
城市负责更新中国的SARS疫情的疾病控制中心首先向当地的党领导汇报,然后才
是卫生部。每个城市的卫生局长是由当地的党委任命,而不是卫生部。这种体制
意味着当地的卫生工作人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供真实的危机程度。
甚至工作在第一线的医生也不知道真相,有时这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如,在北京
佑安医院,张护士估计隔离区一半的患者是来自其它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复
杂的是,在中国唯一有权诊断SARS的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而不是
治疗病人的医生。一位在一家位于上海树叶茂盛区域的医院工作的医生说:
“我有一个病人,此人明显有SARS症状,但当我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后,这名病
人突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转移了,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患没患SARS。”这
名医生假定该病人确实得了SARS,不然为什么被秘密地转走了呢?他说:“我们
医生有许多疑惑,我认为不让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态是可耻的。”信息封锁已
经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死亡,因为当地医生采取不断摸索的方法处理病人,而不
是使用已经在其它医院证明相当有效的疗法。如广东省的医生们被北京方面告知,
治疗SARS就象治疗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一样,尽管他们已
经发现结合使用抗病毒药物和类固醇效果更好。
部分困惑可能来源于中国的统计方法。目前诊断 SARS 的方法还不可靠,世界范
围的医生主要通过观察症状,并与其它SARS病人的症状相近比较来诊断。但象北
京这样的地方拒绝承认感染病人的真实数字,这就使证明一个人是否接近SARS病
人变得困难,因为那些受害者首先就不应该离开。在加上在确定是SARS之前还有
一个更严格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其它地方许多将被诊断为带有这种病毒的
人在中国只能算做“可疑”病例。如,上海肺结核医院的那名英国病人被隔离了
一星期,那儿的医生告诉他没有办法检查出他是否染上SARS。他不停咳嗽着说:
“我听说在其他国家能在几天内诊断出来,但为什么他们诊断不出我们的病例?
真奇怪。”(这名英国人的医生说他正在把病当SARS来治,虽然疾病控制中心未
确认这是一例SARS。)
上个星期四,似乎连中国卫生部也不能对它自己统计的SARS数字取得一致意见。
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齐肖求说,中国的官方统计数
字包括“确认的和可疑的病例”。只数分钟后,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告诉记者,
那些数字只是确认的病例。不管怎么说,专家们一致同意,部里报的数字还是太
低。大陆的医生对于该疾病仍被忽视感到忧虑,病毒会传播得更远。错误的信息
四处散播:一个叫张孙湘的深圳卫生官员上周警告人们不要带口罩,说那要会妨
碍正常呼吸,并引起社会恐慌——这种说法与几乎世界各地人们被告知的相反。
大陆由政府控制的报纸建议富含蛋白质的蝉壳和蚕蛹会是对付SARS的灵丹妙药。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疾病在约一亿名民工社区中传播的可能性,他们几乎没有获
得医疗的机会。医生已经怀疑北京的第一例SARS是由在广东打工的人带过来的。
如果病毒真的在中国广大流动人口中传播,专家担心病毒很快就会传染到内陆不
发达地区。在广大的中国人口仍对这杀人病毒不知情的情况下,最糟的状况可能
就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