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后民众会强化对公开性和政府责任的要求[转帖]

SARS后民众会强化对公开性和政府责任的要求


作者：陈希  发布时间：2003-5-9 21:31:03  


关于SARS是否会引发政治改革的讨论中，人们曾思考切诺比核电站事故对突破性地推动前苏联政治改革的故事是否会在中国重演：SARS能否导致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也有文章讨论。抱有期望的人认为，两国都是新领导刚接权，而切诺比与SARS都是可以解释成人祸的天灾，因此前苏联有改革预示中国也可能会危机引发改革。

现在看来这两个事件不会产生类似后果。至于为什么类似灾难不会导致类似结果，则各有各的解释。我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差异。第一，切诺比事故发生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改革前苏联。当时正值激活改革的关键时刻；切诺比事故给了他一个借口，实行信息公开化。这实际上不是事故引发改革，而是改革者利用事故推进改革。而今天中国的新领导人并没有准备改革。

第二，前苏联是极度封闭的社会，所以公开性导致了旧意识形态的瓦解。和中国一样，前苏联也存在严重的信息堵塞和扭曲的问题，苏共中央想要知道乌兹别克的棉花产量，都要通过克格勃调查。公开化所揭露的事实对前苏联人的意识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人们对体制的强烈怀疑和不满，进而要求全面改革。

简言之，在前苏联，公开性导致幻灭。而在中国，人们早没了幻觉，自然不会有幻灭。今天，中国的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不关心政治，任何问题都难产生足够强的压力推动政治改革。而且，中国的因特网和对外开放已经使人们接触到许多信息，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早就众所周知，不会有信息公开在前苏联能引起的爆发性不满。

尽管我同意SARS对中国不会象切诺比事故对前苏联那样产生爆炸性压力导致全面政治改革，我还是认为会在一定程度推动政治变革。就以目前讨论最多的政府控制和隐瞒信息问题为例，我认为SARS事件会强化人们会对信息公开和政府责任的要求和意识，而且政府有可能做出一些正面响应。我们所说的信息公开化和流动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流动，政府需要掌握关于社会的很多信息(包括民意)，公众也要求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这是政治体制中的公民知情权。

第二，是政府机构上下或相同层级之间的信息流动，这主要是行政体制中的管理问题。但政治体制对此可能也会有很大影响。大跃进产生的大饥荒便凸显专制体制导致的信息扭曲问题。

第三，是中国政府与其它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即中国政府在国际合作和交往中的责任和权利。社会与政府、国家机构之间的信息、以及各个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责任这三方面的信息交流问题在这次SARS流行的开始阶段都有表现。政府向民众隐瞒疫情，同时政府各级部门之间也出现上下隐瞒的现象。中国大陆政府与周围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等地以及欧美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交流也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忽视国际间信息沟通的责任，很自然地受到了指责甚至制裁。

SARS疫情失控显然在三个方面都对政府产生压力改进信息流动的管理。政府显然表明开始重视信息公开。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和参加东盟讨论SARS疫情以及向香港承诺提供援助都反应了中国高层正在努力改善与国际社会沟通信息，力图恢复负责任的大国形像。处理两个高官和严格各种信息收集上报制度有力地表明重视政府内部报告的真实性。

似乎没人怀疑在政府间和政府内部的信息流动会得到切实改进。现在争议较大的还是在多大程度上社会与政府的信息沟通是否会有改善。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法治与民主的问题。知情权和新闻自由都需要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来保障。

同样，在一个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民负责的体制中，信息掩盖和扭曲的现象也很难根本改善。所以民众对知情权和政府责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就是对法治与民主的要求。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民众行为对政治体制产生变革压力的一个根本动力和特点就是，民众对权利保障和政府责任的要求，并非基于抽象理念，而是出于切身利益。这可从这些年来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中清楚看出。

在SARS事件中，人们意识到知情权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而政府官员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不对百姓负责，也不是一个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体制问题。民众的这些意识和要求，将可能以两种相互关联的途径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一是结合在当前已十分普遍的集体上访，诉讼等主张权利的个体或集体行动中。二是结合在精英政治中。精英在相互的斗争或联合过程中，往往利用民众的要求主张作为自己的资源。

总之，经过SARS的冲击，中国民众会强化对公开性和政府责任的要求。这也会因此对政治体制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动力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