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为什么要骂《超级女声》,是我们采访的初衷。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只是一场误会,虽然他对《超级女声》的评委颇有微词。实际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钟的《超级女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喜欢那些超级女生的,觉得她们青春活泼可爱。问题出在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这正是他目前大声疾呼的一件大事。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他很讲理地认为,如果是商业电视的一档商业节目,那么对于这档异常火爆的《超级女声》,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权利;但如果它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它就应该被枪毙,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来对孩子们不宜的东西。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是崔永元说的,是一位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员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崔永元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他坦白地说,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想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声明,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崔永元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站在央视的立场上,以老大哥的姿态对《超级女声》大加挞伐。他倒是对央视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恶心和寒心,主持人在荧屏上虚伪地流泪,他在下边愤怒地呕吐。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当然,他指出的,是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和节目的分裂。很显然,一个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满口锦绣,也是会被他打入不屑一顾的另册的。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7个多小时的采访,一次漫长的漫谈。在采访初衷所预设的那条通道上,并没有发现崔永元和《超级女声》之间的针尖对麦芒,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轻其外,重其中,如在《实话实说》里那样,说些噱头,开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内核;也遇到了令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崔永元,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他对世界和人应该是什么样,有一套近乎偏执与苛刻的,有点不顾国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对于那些恶梦般死死压住了他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问题,总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即使没有战友,即使前景不乐观,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阻碍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的,顺从的,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但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良心,并不总是像太阳一样将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时,倒像一种坏气候,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是良心自身的问题,真正的坏气候,是良心四周的社会乱象和时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过死去活来的时候,抑郁症最严重时,他曾经需要24小时的陪护,曾经想过自杀。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我们没有采访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医生,不能确认他的抑郁症仅仅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生理疾病,还是更多地源自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对于他的恶性刺激,但是当他的失眠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折磨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严重错位的时代,已经把这个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让他不断地在绝望中反叛,又不断地在反叛中绝望。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实话实说》的继任者和晶说,“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药、西药,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药西药更厉害,更有毒的,是让崔永元横挑鼻子竖挑眼、怒不可遏的现实。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他曾经是睥睨群雄的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他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的时候,他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白发了还坐在《实话实说》的演播厅里,最后,他却因为越来越少的实话离开了《实话实说》。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电影传奇》工作室。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岁开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 多张海报,3000多本电影连环画、小人书,这是他的最大财富,其中有几张电影博物馆一直盯着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给,因为只剩下这一张了。崔永元穿着一套大裤衩和T恤,手里夹着根烟,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每台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旧照。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正赶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晚饭,“我不饿,咱们先聊着。”这一聊,从傍晚到半夜1点钟,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外,也喝了点水。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我抽烟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没事儿在那儿也抽。之前已经戒烟了,戒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得抑郁症以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态,他的睡眠时间一般在早上到中午,当然,也有不睡的时候,那就特别没精神了,比如采访当天。“上午没睡多少,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事儿”,他微皱着眉头,握手也似乎有气无力,蜻蜓点水般,说话声音也小,可到了“电影现状”、“社会现状”、“媒体良心与责任”……,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音量也越来越大,冷幽默、激愤之情时而起之,烟蒂被掐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采访结束已近1点,精神比傍晚时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过这一个不眠之夜。
(顶顶华闻 www.TopChineseNews.com )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实话实说》时,机智幽默,插科打诨,还时常歪着嘴角坏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张、小李。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后来整个电视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实话实说》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一开始觉得,我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我能让它继续往上走,后来我发现我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不能看着节目就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离开《实话实说》后,崔永元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24小时的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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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现崔永元爱“较劲”、“较真”是在电影《
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冯小刚、《
手机》、编剧刘震云,一路下来,到前段时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还有,“《超级女声》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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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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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都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现在不相信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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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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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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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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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
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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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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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
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
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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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刚开始锁定的主持人目标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30个主持人。 “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谈话节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看台湾、美国的带子,我一看挺
好玩,一个人说话,就能让大家高兴,他们挑主持人时,我就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先帮着给做几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确实是那么想。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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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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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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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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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顶顶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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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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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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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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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
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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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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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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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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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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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
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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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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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
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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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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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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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
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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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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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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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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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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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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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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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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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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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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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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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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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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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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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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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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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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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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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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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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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
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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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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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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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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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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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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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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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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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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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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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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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顶顶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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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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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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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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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三级片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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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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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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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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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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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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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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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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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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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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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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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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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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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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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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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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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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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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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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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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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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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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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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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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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缺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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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