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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
千万别让我帮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
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公共汽车站大口啃冷面包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曾经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2000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500元,在1991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这个富翁在1992年新年钟声敲响时,手脚突然抽搐了一下,抱着被子就开始号啕大哭。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象荒山墓园里阴森幽暗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象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说起那天的情景,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记者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7块钱。”
在肖然看来,刘元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刘元,认为此人太功利、太张扬,也太有侵略性。在那个激情飞扬的春末夏初,所有的人都挥舞着理想走上街头,呐喊、奔走、热情如火,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蹿进蹿出,眉头皱得象一头大蒜。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校医院的病床上哼哼唧唧,陈启明连夜躲回廊坊老家,差点被老爹打断了腿,刘元看完了《通往奴役之路》,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这是肖然最看不起刘元的地方,“投机分子”、“奴才”,背地里他总是这么称呼他。真正交恶是大三下学期韩灵来他们宿舍聚餐,刘元借着酒劲,至少说了二十遍“肖然这个农民”,说得农民一声怒吼,一肘将邓辉的脸盆捣了个对穿,要不是陈启明死死地拉着,204室那天说不定就要搞出凶杀案。作为那场战争的关键力量,韩灵的态度十分暧昧,先拉一下肖然,肖然哼了一声,再拉一下刘元,刘元艰难地一笑,又迅速变回凶恶狰狞的表情,恶狠狠地瞪着肖然。在他们中间,身材矮小的陈启明满面通红,奋力地撑开双手,活像拳击场上的被误打的裁判。有件事韩灵一直没告诉肖然:9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她在图书馆上完晚自习出来,刘元象尊门神一样堵在门口,非要拉她去喝咖啡,“你知道肖然背后怎么说你吗?”他说,“跟我来,我全告诉你。”
这是肖然最大的一块心病。和刘元喝完咖啡后,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韩灵的态度一直是冷冰冰的,怎么叫都不肯下楼,还托小米把肖然的饭盒、水杯全都送了回来。羞愤难当的肖然那天差点挥刀自宫,“我到底…到底做错什么了?!”他结结巴巴地问小米。小米望了一眼正假装低头看书的刘元,柔声安慰他:“不用害怕,韩灵现在可想你了,肯定不会移情别恋。”肖然立刻高兴起来,连声问:“真的?”小米转过身来,正要点头,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在书架背后,刘元瞪着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看着她。
韩灵和刘元都是鞍山人,韩灵入学时,刘元扛着她的大包小包,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学校,连牛仔裤都累得大汗淋漓,那时候还没有飘柔、海飞丝什么的,刘元斥近百元巨资帮她买了青苹果洗发香波、中华牙膏、北京针织一厂的毛巾,还有一套小兔子图案的睡衣,就差没买卫生巾和内裤了。韩灵感激得无以言表,立马就表示要认刘元当干哥哥,还非要请他去门口的川菜馆吃饭,“哥你能喝酒不?晚上咱俩喝两杯。”
从那以后刘元再也没喝醉过,1996年邓辉到深圳旅行结婚,肖然在五洲大酒店花了三万多元,从上午11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喝到最后,陈启明抱着桌子腿叫妈,肖然趴在地毯上一拱一拱地往前爬,说要游到香港,邓辉也酒后现形,不顾身旁铁青色的新娘,抱着餐厅服务员就要喝交杯酒。闹得不可开交时,餐厅经理叫过来四五个保安,要把他们一一送回房间,这时刘元突然象只豹子一样蹿了起来,三步两步冲过去,一屁股坐在肖然头上,凶狠地又踢又咬,所有人都看傻了,四五条大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分开,刘元满嘴是血,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咒骂:“肖然,我操你妈我操你妈!”
喝醉了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醒来头疼。开车可能会被拘留。会说错话、认错人、办错事。有人喝醉了哭,有人喝醉了笑,有人喝醉了一声不吭。刘元对肖然说,王八蛋,我要是不喝醉,哪他妈会有你?!
1989年10月16日,刘元经不住小师妹软硬兼施的劝酒功,硬着头皮喝下去五口杯二锅头,第五杯刚一下肚,他就一头扎进一盆酸菜鱼里,吐得虎啸龙吟,日月无光。旁边有几个北京地痞尖着嗓子大笑:“傻逼,嘿,给娘们儿灌倒喽!”
那个夜里刘元的表现堪称经典。很多年后人们还记得那个不可一世的醉汉,他在校门口躺成一个湿淋淋的“大”字,谁从他身边走过他就问候谁的母亲,连人称“考场鬼见愁”的系主任都不放过。肖然他们闻讯赶来时,刘元正大声背诵那首著名的《为什么你不生活在沙漠上》,旁边的韩灵一身酒气,粉脸通红,双眼含满泪水。
六年之后,韩灵一身华丽地坐在飞机上,看着渐渐远去的深圳失声痛哭;肖然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标志,在机场高速公路上凶猛地狂奔,脸上表情狰狞;刘元双手哆哆嗦嗦地捏着一张照片,象饿了一样死死地盯着。照片上,衣着朴素的韩灵站在花圃中间,鬓边的月季花如媚如火,正隔着六年的光阴向他深情地微笑,照片背后还有几行微微发黄的钢笔字:
你要把事业留给兄弟 留给战友
你要把爱情留给姐妹 留给爱人
你要把孤独留给我 留给自己
那个夜晚对肖然、韩灵和刘元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夜。但在1989年10月16日那间肮脏幽暗的宿舍里,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安静的夜晚会埋藏着重重的杀机,那时刘元正人事不省地打着呼噜,肖然的西装上沾满了刘元呕吐出来的盛宴,臭气熏天,韩灵坐在宿舍中央的椅子上,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冲糖水、敷热毛巾,还小心翼翼地帮刘元脱了衣服鞋袜,一脸慈祥地给他盖上被子。那夜的月色很好,墙外的玉兰树在窗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肖然收拾完刘元后,胸中异常气闷,正想抱怨两句,转过头就遇上了韩灵的目光,这时月亮划过树稍,蔚蓝色的月光透窗而来,照得韩灵满身清光,在一片静谧之中,肖然听见自己的心通通地跳了两下。
《北京人在纽约》流行之后,刘元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如果你爱他,送他去深圳,他可能会发财;
如果你不爱他,送他去深圳,他肯定会背叛。
刘元是他们三个人中最早成为男人的。荔枝公园落成后,立刻成为低档妓女的交易市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总是特别热闹,有溜冰的,有跳舞的,高尚的白领们合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不高尚的民工们坐在旁边打扑克赌钱,赢二三十块钱就可以出去吃个鸡煲。在黑黝黝的荔枝树下,总会站着一些年龄不详、面孔模糊的香喷喷的女郎,有含蓄的,象寂寞的闺中少女:“靓仔,聊聊天吧?”有粗鲁的,性感得犀利无比,“大哥,操逼不?100块就行。”刘元1993年遇见的一个象是卖旧货的奸商:“打飞机20,上床150,包夜300,要不然,把你的旧电视给我吧。”
他那时刚刚跳槽到第四家公司。在此之前的经历,简直可以说是一段血泪史。刘元的第一份工作足足找了二个月,二个月里他每天都到人才大市场上班,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在各个招聘摊位前挤来挤去,满脸谀笑地递上简历,一脸羞红地缩回双手。招聘人员不管职位高低,一律硬梆梆地板着脸,翻着白眼看人,象便秘的阎王,“有工作经验吗?…没有?下一个!”有一次一家贸易公司招聘业务员,刘元奋力地挤进人墙,招聘的肥佬扫了一眼他的简历,没等他开口,就寒着脸把简历摔到他的身上。那是刘元最愤怒的一次,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满脸涨红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牙齿咬得咯嘣作响,恨不能一头撞在柱子上。
那时上沙村还是一条黄土路,一下雨就满身泥点,看谁都象被我军俘虏的越南特务,刘元在他老乡的床上挤了十六天,最后实在受不了冷言冷语和摔碟子打碗的逐客暗示,怀着一腔怨恨,扛着两个大编织袋搬到蔡屋围的廉价旅馆,跟一帮脚臭得蟑螂都捂鼻子的河南人睡在一屋,有一天一个叫赵康东的南阳农民坐在他上铺剪脚趾甲,刘元在人才大市场碰了一天钉子,心中烦燥无比,闷闷不乐地泡了一碗华丰三鲜伊面,刚吃了两口,一片硕大无比的、黑乎乎的硬壳就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地落进碗里,刘元当时就炸了,一跃而起,劈头盖脸地把那碗面扣到了赵某人头上,一边带着哭腔嘶声喊道:“太欺负人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刘元经常会想起自己的宣言,1991年初夏的一天,花圃里的月季开得明媚如火,刘元白衣白裤,一身洁净,忧忧郁郁地对韩灵说:“如果他对你不好,你来找我吧。”韩灵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大约有一分钟,刘元猛地甩了一下头,喘着粗气说:“韩灵,你听着,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总有那么一天!”
1993年九月份,荔枝公园里灯光闪烁,空中飘荡着断断续续的歌声,一群人随着音乐轻盈而舞,一群人满脸带笑,整齐地扭着屁股,在东北角一个花木葱笼的小山包上,刘元双膝跪地,正奋力地向前耸动,他身下半坐半躺着一个满脸皱纹的东北女人,正没心没肺的呻吟着,高潮来临时,刘元浑身剧烈地颤抖,膝盖深深地陷进潮湿的泥地里。这时微风轻拂,树摇花动,月光静静地照着沉睡的人间,正在被猛烈摇晃着的女人听见身上的男人低低地喊了一嗓子:
“韩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