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原刊于（南京）《唯实》杂志，后被多家刊物转载。
   苗体君

近年我到过国内的许多高校，教授（包括副教授）们抱怨最多的是他们的薪水太少！他们总是用最生动的言辞抨击着现壮，甚至准确地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任教授的胡适的薪水，当时的胡适是教授头衔每月的薪水是400块大洋，而社会的平均收入只有8块大洋，他们用这样的比例算出了他们各自应得的收入，然后又为自己工资太少的状况而痛苦难过，他们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活在胡适的年代，但仔细打量一下这帮教授，我认为他们能有这么多薪水也就足够了，真是让他们生活在胡适的年代，或许也只有到北京街头去拉一下洋车了，与祥子为伍也算是他们的福气，就凭他们学识竟敢与胡适们教授作比较，真是不知羞耻为何物。
最近有人在国内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显示，教授是仅次于科学家最受人尊重的职业，教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个不错称谓，但又有多少人对当今的教授有更深的了解呢？“教授”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含义是“做家庭教师的人”，到了北宋“教授”又作为掌管中央、地方学校教育的领导的人，18世纪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人开始借鉴西方人的办学体制，“教授”随后便作为大学教育教师的职称，被套上了最神秘的光环，受到了中国人的广泛睛睐与尊重。近年来中国为了改善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增强自己大学的影响力，与所谓的世界大学接轨，在教授上“大动土木”，成立了专门的评审机构，出现了教授泛滥的局面，相反在美国，教授的评审是没有专门机构的，社会作为“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每所大学教授的评审，如果教授水平太低，那你的这个大学也就要关门了。
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教授的确是太多了，当今高校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副教授多如狗，正教授满街走。这确实是现在高校最真实的写照，对此种现象著名的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曾戏谑地说，如今不管是什么人，只有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都可以评上教授，而50年前的北大，就连鲁迅、梁漱溟等著名的大学者也只能聘为讲师职称，鲁迅与校长蔡元培还是绍兴老乡都没有用。而现代许多稍有点名气的大学，都在拚命提升教授的数量，许许多多的院系都告别了教师中有讲师的时代，他们与大跃进时期炼钢铁一样，梦想着一夜之间改变中国高教的状况。最近我专门去南京大学的档案馆内查阅有关校史资料，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制，在南京组办第四中山大学，也就是后来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当时全校竟没有一位正教授，即使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博士吴有训、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竺可桢、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博士严济慈、哈佛大学毕业的闻一多也都只是被聘为副教授，而今天的南京大学正教授就多达千余名，但能有几人能与上边说的副教授相匹配呢？难怪南大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对着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几个。”
然而当今的社会对教授期望值总是很高的，实事并非如此，高校也并非是什么理想干净的知识殿堂，相反是藏污纳垢的最好的地方。十年前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很少有人愿意去高校担任教师，他们绝大多数认为教师这个职业太清贫，所以真正优秀的学生大多去其它部门施展自己的才能，留下来做教师的多数是些不太优秀的学生，他们也视进学校为进了鬼门关，就师范院校的招生也比别的院校录取的分数低一大截，所以教师队伍的素质很难得到保障。就我个人认为高校的教师总体可以为两大类，一类是真正有点本事且热心于教育的人，但这部分所占的比例是十分小的，另一类占教师队伍的多数，算是没有本事的，在社会大的舞台上因能力不足，就退缩到了学校，只图混口饭吃一吃。
近年也有不少以数字为依据研究教育的学者。他们分析比较中国与欧美国家高校教授的收入状况，用数字、图表的形式作清晰的比较，强烈呼吁：中国的教授收入太低。实事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高校内部加以调查，中国的教授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十分低，国家每年对高校的投入并不少，只叹僧多粥少，在平均主义盛行的高校里，也只有是大家一块贫穷，况且中国高校与外国的高校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一点就是教育行政人员过多，近些年我走过许多高校，就人员的大体的比例：教师仅占33%，教育行政人员占50%，教辅人员占17%，就这个比例中，还有许多行政人员占着教师的名额，但从没有从事过教学，所以中国的大学就是一个大的官僚机构。
导致教授的质量过低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①官本位的体制：在中国的高校里仅做个专职教师是不够的，想尽快提升职称不去从政不行，只要在学校里担任点行政职务，职称问题很快也就解决了，大多数人称之为“曲线提升”，有了行政职务也就有了学术，你可以凭借你手中的权力，占有科研经费，现阶段你只要有钱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甚至于找人代笔都是十分顺利的，用不着你亲自动笔，但没有了权力办起事来也就难了。钱钟联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可以说是江苏省学术界的一块金招牌，但二十年前国家首次申报审批博士生导师时，钱钟联所在的大学向北京申报上去了100余人，甚至包括该学校的膳食科长，他们个个知道有了博士导师的头衔，就可以享有好的待遇，当100余人的材料全部报到北京的有关单位后，参与评审的学者翻遍了所有的资料也没有找到钱钟联的名字，就匆匆通知江苏省火速上报钱钟联的材料，当把只批钱钟联一人为博士生导师的材料送回该大学时，学校全体人员一下全呆了，他们认为并没有报钱钟联，为什么却只批下了钱钟联，这个真实的故事几乎传遍了全国的学术界。当时的评审毕竟由中央直接参与，还是比较正规的，绝不像今天这么乱，如果在今天钱钟联能否评上博导就难说了。
还有就是陈旭麓的故事，陈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杰出的史学家，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虽然他在学术有较高的建树，但却缺少投机钻营的本事。在50年代时，他就是副教授职称，当时的副教授要经中央教育部审定，不像今天许多大学可以自己审批教授、副教授，况且那时的教授数量非常的少，但直到90年代陈旭麓却仍然只是副教授，尽管他在学术上实现了在其学科领域超越一切人的目的，但主管他的有关领导却对他恨之入骨，许许多多平庸的人都评到了教授，而就是不让陈旭麓通过，到陈旭麓闭上双眼时，他单位的有关领导才把教授的聘书送到他的灵堂之上，所以在中国有才能的人大多要受到摧残，教授职称可以向平庸的人开放，却对个别有才华人是封闭的。
②一种文化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木秀于林，风必推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这句话算是最精彩的描述，从孔子时代中国人就开始接受了“不患寡来患不均”的说教，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民族文化中具有着不可动摇的力量。我的一位好友，天津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成功的方法就是在学术上“团结广大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他每次撰写著作、论文时，总是添上其它教师、领导的名字，把他辛勤获得的成果平均分给大家，让大家支持他、拥护他，这才有他今天博士生导师的位置，否则他将会一无所获，一旦你的优越激怒了广大群众，再加上有关领导出面动员，你难道在单位会有好结果嘛！
③教授终身制。生活在高校的教师，大多把教授职称作为他们最终的追求目标，但一旦拿到教授的头衔，余下的岁月便是去享受教授头衔带给他的生活及其它的好处，他们对科研、教学不会再有过多的兴趣，所以旧的职称体制必须要改变，废除教授终身制，实行定期的职称评审制度，以激发其教学、科研的动力。
现在的职称评定，多数的教师最实出的表现就急功进利，这种背景下也就很少有人去认真地探索一个问题，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抄袭的现象呈繁荣的趋势，多数人对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也早已习以为常，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写出的文章、书籍能让别人抄袭也算是实现了其应有的价值了。但这种现象在美国大学的教授中是绝对禁止的，一个教授一旦被发现有抄袭的行为，就会立即遭到解雇，而且解雇后美国的其它大学也不会再聘你，你的最终选择就是失业。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威特克，70年代曾来到中国与当时的江青接触后，江青愿意把他造就成斯诺式的人物。他也便写成了小说《江青同志》，当时正值美国女权运动，图书在美国出版后遭到一些大学的否定，威特克便被他所在的大学解雇了，所以美国的大学对学术道德看得非常的重，这些比中国要好得多。
职称的泛滥给一些大学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许多大学便开始推行新的政策，把教授划分为九等，副教授划分为九等，为工资、资金的发放提供一个依据，这一举措也使得一些大学闹得沸沸扬扬，吃惯了平均饭的中国人总是不愿意看到少数人挣得太多。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今天大学里的教授的职称与洪秀全太平天国时期封王有许多相似之处，洪秀全本想借封王调动广大将士的战斗热情，但却成了导致了太平天国最终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封王在封建社会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历代王朝大多把封王限制在自家之内，封王的数量上大多也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借以显示封王的高贵，但洪秀全却改变了这种作法，据有关史料记载，到太平天国灭亡时，被封王的人数达二千七百多人，享受生活的人多了，真正打仗的人也就少了，物以希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尽管后来洪秀全把所封的王分为几个等级，但最终也无济于事，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
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如此，当了官的总是认为自己最有本事，对他手下的人加以最低限度的轻视，李鸿章算是清末最开明的人士了，但他在与别人谈话时从不看对方一眼，许多外国人私下里总是认为李大人的眼睛一定有毛病，在甲午海战中，号称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却被日本人给打败了，李鸿章去日本谈判时，日本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谦虚的称李为“老师”，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是1868年，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860年，日本的确是向中国学习才强大起来的，李鸿章在谈判时抱怨是中国没有人才才失败的，伊藤博文却说：中国有人才啊！提到了与他同在日本某校求学的中国人严复，当时的严复比伊藤要优秀的多，但伊藤做了日本首相，而严复却在中国的一所学堂里担任普通教员的职务、在李鸿章看来中国只有一个人才，也就是他自己。
从1949年建国至今的50年时里，“文革”以前对教授、副教授的评审上较为严格，在人员的数量、质量上都有所限制，教授的含金量也较重，中央教育部直接参与对教授的评审与任命，教授的确是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文革”以后恢复高校的职称审评制度后，开始的几年也是比较正规的，随后便趋于恶化。评审的最终权力由中央交给地方后，各地对教授的条件要求不一，就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那里的教授、副教授是按工作年限决定的，差不多完全忽视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及教学能力，有些学校为了解决教师的职称问题，由学校领导出面编写教材、教学指导书目，然后强行卖给学生当做教材使用，其实他们编写的教材几乎全是照抄别人的，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只“中国革命史”这一门课程，全国编写的有关教材数量多达千余种，究其实质都是对胡华、何干之两人分别所著两本书的复制，所以这个时期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是编抄出来的，最近这几年的教授大多是买出来的，只要有钱就能出版图书、发表文章，甚至找人找代写。
在金钱包围着世界里，这种教授又能值几文钱呢？拉关系、送礼成了职称评审时最亮丽的风景线，就连最具学术说服力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一样，最近我在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一名多年不见的故友也荣升成为了博士导师，他的学术资本就是仅有的二篇质量不高的论文，给他带来这一荣耀的就是他占有的教务处处长的职位，他私下和我说：他学校的某专业刚成为博士点，是花了20万元买来的，现在不送礼什么都办不成。这便是中国今天的学术，有些学者强烈呼吁：当今是中国有史以来学术最腐败的时候，力争挽救这种危局，否则中国加入WTO后，高校将会受到国外高校的最大的打击与冲击，甚至于有人设想用外国所办的高校及民办高校去医治中国高校现有的状况，这种提法确实有它的道理，还有些人提出改革的设想，但现今教授利益的获得者们又有几个愿意去改革呢，尽管是大家一块贫穷，但他们毕竟有教授的头衔，可以享受着与胡适一样的称谓。
这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的这群“教授们”，你们的日子还会久远嘛！

例子倒是值得玩味,方法则经不起推敲!

偶目前所见到的教授都是非常好的。汗！
这位苗老师真的是一位很敢写的人。佩服！偶目前所见到的教授都是非常好的。汗！
这位苗老师真的是一位很敢写的人。佩服！

宽容

也不是所有学者都那样的、当时中国多少人，现在中国多少人啊～按比例算好不好？

可是大学教授还是 倍受尊敬的
尤其在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家庭中
都把老师和教授当作非常神圣的
也可能现在那些小资\\企业家什么的觉的教授迂腐
也有的教授脱离了治学的本行
没经的住浮躁的社会诱惑
但是在多数人心里
教授还是高尚人物的
所以
不能以偏盖全啊

有些偏激了

但是在多数人心里
教授还是高尚人物的
--------是吗？

朱苏力的假学历
厉以宁的股市论
北大尚且如此
何况其他

咋这么偏激涅?
同意六楼滴姐妹.

那正是因为人人觉的教授应该是圣人
应该心怀天下,智与德都应该高人一等
正体现出了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巨大期望

其实智的话确实是很高的
因为有看得见摸的着的学历和考试证明
是量化的
但是德行这个没有具体标准
很容易被忽视

人人都会为了通过一项考试努力
背诵原理,练习题目
并且知道水滴石穿的道理

但是很少有人象努力通过考试一样
修炼自己的德行
好象是这种功利的社会导致的
也可能和应试教育有关

教授不应该拜金,更不该造假学历,还有什么包二奶等等
有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无论谁都不该违反
作为大学者更应如此

但是至于他们所提出的方法论断 等等
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的朱苏力的假学历 和厉以宁的股市论 不是一个性质

这和人的世界观有关
就算是胡适也不是人人都赞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