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代的历史位置

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规律的有趣的现象，秦朝建国十六年（BC221－BC206），其后的汉朝成为中国第一个盛世；隋朝建国三十年（589－618），紧接着的唐朝却成为中国历史的顶峰；元代建国近九十年（1279－1368），为明朝奠定了辽阔的疆域，成为中国历史近世的起点。似乎每一次暴政而短命的王朝，都为后世提供了前车之鉴，也为后世奠定了崛起的基础。无论这是历史的循环，抑或是一种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规律的存在，都在向我们昭示着，元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王朝。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南北对抗、中西交通”的文化现象。如汉代人与匈奴人的战争，主要是开发、争夺西行的通道；而唐朝与突厥的争斗，也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略战争不绝，就是把汉族的边界城镇看作是自己冬季的狩猎场。

这样的一个对抗过程，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实际上，元朝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一是蒙古族受新疆高昌文化的影响重大，其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形成，都与高昌文化密切相关。二是金朝的两山两河（？）文化，主要是指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经过数十年的统治，将中国的北方地区整合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三是元代帝国的建立，又将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整合为一个区域文化，即中华文化。

二、     元代文人的实际地位与元文献的记载

在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九儒十丐”的说法，认为元代文人的地位很低。这一说法，最早来源于郑思肖《心史》。思肖，就是思念没有走的“赵”。在《心史》的《大义略叙》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而实际上，这个说法只是在谢枋得《叠山集》中记载的一个滑稽戏中出现了，其它史料、文集都没有可以证实的材料。因而，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历史上记载的余俊案、梁栋案，结果都是轻描淡写便将那些原本在汉族文人中看得极重的“文字狱”一一化解。礼部对于梁案的披复是“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仙。倘使是谤仙，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而在《元史》记载的伯颜提出的“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平息江南地区的动荡形势，也因为“帝不从”而不了了之。这种议论政治、对待政治的方式，恐怕只有元代才这样漫不经心，令人匪夷所思。

从元末文人对待元朝的态度来看，也能反映出元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元代文人痛恨农民起义，赞扬元朝统治，许多改朝换代的文人对元朝还有种深深的依恋之情。如陈高、戴良二人就坚决反对朱元璋，带着江南地图，经海路至山东，投奔元朝。

由此可见在元代的文献记载中，尚存在者许多的空白与盲点，具有很大的屏蔽性，也给后世研究者带来了更多的好奇和更大的空间。

三、     元代文学的特点

  文学发展到元代基本众体兼备，出现了戏曲、小说，但大体上看都是处于初期雏形，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即一个文学叙事化的过程。

有人提出在元代出现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但新的文献《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三分事略》在日本的发现，却让人觉得，在元代不可能出现《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叙事文学，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出现两座高峰；另一方面，《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三分事略》与《三国演义》不可能并存，人们不会在有了完备、成熟的《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之后，还会去刻《平话本》和《三分事略》这样不成熟的作品。

与此同时，元代诗文也主要表现为非常强烈的叙事化特点。

姚tian fu 墓志介绍了六个故事，有三个成为后世小说的母题，作者是虞集，但没有收入《道园学古录》中。而同时，孛术冲为姚tianfu写的墓志铭却收入了《元文类》。《山右金石志》中有虞集的墓志。其中的《工狱》《宋和尚寻母》等故事情节曲折，被后世的公案剧吸收。

而周密的《鬼心杂史》则记载了《祖杰》的故事，这原本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为非作歹、兴衰成败、制造的命案，被改遍成了《盛明杂剧

看到古籍所的《全元文》了，好长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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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镰老师的讲座，可以看一看，增加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