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翻柴先生的史籍举要，里面有个《报任安书》的“会东从上来”，涉及到这篇文章的年代问题，好像争论的人不少，静安等一派，王力等一派，前者释“从东”，后者释“向东”。后者对，而多证以语言、归纳类，论据说服力不强。翻汉书时偶然看到了，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这条比较有力，甘泉宫在西，所以是向东，时征和二年事也。案：我觉得古人对这个应该太了解了吧，或者根本就不会在这上面出问题。否则的话古人的著作中一定有该方面的论述。时间一长现代人对什么东西都不大清楚了

可以写个考证的文章来说明这一问题

我补充一下背景：

司马迁：报任安书
      （张京华据《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排录）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http://www.confucius2000.com/ziliao/brenansh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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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原载《汉书·司马迁传》中，后来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又将它收录进《文选》。

      写作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两种说法：一是王国维先生的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的说法，另一种是古今不少人主张的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的说法。
     王说见于他所作的《太史公行年考》：“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年(指太始四年──引者)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指《报任少卿书》──引者)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按原文当作“常”──引者)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详见郭双成：《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读《报任安书》》
http://www.hotea.net/article_view.asp?ID=13863&ArticlePage=1

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一文的第三部分《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收入《司马迁与史记》一书中，中华书局1957年9月上海出版)

“我认为是指从武帝由甘泉回建章宫，更由建章回长安说的。建章宫在甘泉东而偏南，长安又在建章东而偏南。说成现代话，就是‘从上来到东边’。东是指回京，所以服虔注曾说‘从武帝还也’。如果有人认定要按王国维的句法来解，是‘从上自东边来’，那末，八月太子死于湖，九月或十月之时武帝作‘思子宫’，为望思归来之举于湖；湖地在长安东面、偏南，这也和‘从上东来’相合。但是仍然是以‘从武帝由甘泉回’的说法为正确，因为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

李功勋的文章《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载于《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我的看法与王氏不同，‘会东从上来’一语，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汉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而言的。据《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夏，幸甘泉。’七月，京城长安发生了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的非常事件，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是汉武帝夏天避暑的离宫，距长安约二百里。刘彻从甘泉宫还长安，从方位来说，是背西面东而行的。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之职，是刘彻的当然随行人员，也必然跟随汉武帝还长安，这就是‘会东从上来’ 一语的正确解释。这个看法，并不是我的新解，朱东润、王力两位先生，早就是这样解释的。”(注：见朱东润著《史记考索》234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857页。)

清代一些人(如赵翼、沈钦韩等人)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所作出的论断：这封信不是写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而是写在征和二年十一月。
陈尽忠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 期上发表的《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一文，黄振民在《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辨》一文，都是重申王说正确的文章，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因为它关系到《报任安书》一文的写作时间，而此文又关系到司马迁的卒年。

      司马迁（前１４５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１４５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 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司马迁（前１４５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１４５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 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 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 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一环套一环，有点累了。关于这个问题，议论的人的确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建元六年，最起码的一点常识是司马迁是因父而封为郎的，今史记所载这方面事尤多，都是于青年时封，比如他的外孙就是年轻时封的，而不大可能推到35（保守于38）左右才封，则此时他也就24、5岁，但是这也属封的晚的了。考虑到司马迁外出游历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毕竟父母在，不远游嘛，既远游，宜快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