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俗话，叫“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在中国，是个人都知道，脸是万万不能打的。当年鲁智深三拳打死个卖肉的壮汉，拳拳都是招呼在脸上，可见“打人不打脸”决不是说着玩的。在中国人眼里，“揭短”居然和万般危险的“打脸”相提并论，可见“揭短”在中国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恶行。
与“骂人不揭短”相映成趣的，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老智慧。不外扬家丑，那意思就是说，任何人自揭其短的努力都是无比愚蠢的。家丑不能揭，国丑自然更是碰不得。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自然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纵然祖国有千百个不是，作为草民也只能万般无奈忍气吞声，像弱女子碰到强奸犯一样只能闭上眼睛默默享受。
千百年的奴才理论，就是这么逻辑上环环相扣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人虽然习惯上把祖国比作母亲，但这位“母亲”却时不时地为老不尊一下，甚至偶作惊人之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懂事儿的小女儿来恶作剧一番。当年朱时茂一部《牧马人》红遍了大江南北，也引发了一场如何爱国的大讨论。很多人在被这部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之余，竟然替祖国母亲的那段不怎么体面的历史打起了圆场：真正爱国的人，会永远牢记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使是在祖国错怪自己的时候，也会坚定不移地热爱她——凡是谈过恋爱的
男人都能听出来，那活脱脱就是个小女孩撒娇时的口吻。
扯远了。回到中国人“揭短”这个话题上。曾经读过一则新闻，大意是一个男
大学生，自幼阳痿，因而极度自卑不堪。到了大四，谈了一个女朋友，于是整天惊恐地回避任何性接触，生怕女友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终于有一天，女友碰了他的敏感部位却发现软若无物，于是半开玩笑般的来了一句“你阳痿阿”。就这一句话，让这个正值妙龄的女孩瞬间送了命——她的男友在极度震惊、绝望、羞愧、恼恨交织下的歇斯底里中，在“终于被她发现了”的完全崩溃了的精神状态里，用正在削苹果的小刀扎死了这个可怜而又无辜的女孩。
如果还有任何人不了解“揭短”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的巨大杀伤力，就请再次阅读一遍这条荒诞而又可怕的故事。
在国外工作过的人大概都见识过鬼子们是如何面对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的。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位老兄，接到manager的工作安排以后，发现自己不能胜任，于是乎，二话不说就找到manager的办公室，不解甚至略带怒气地抱怨：这个工作我不会做，你没有
培训我啊，为什么安排我做这个？领导们于是立即拿出这位员工当年的
培训计划，发现的确没有为他安排相关方面的
培训，于是立即为他提供了补充
培训计划。
我想，如果这出戏发生在中国，除了个别刺儿头以外，是断然没有人有胆量和豪气理直气壮跟领导说“老子干不了”的。除了中国固有的“官本位”思想，领导的话不听也得听这个因素之外，中国人不愿自暴其短的面子情结怕是起了主要作用。在海外，一个manager就亲口告诉我，他的经验是来自中国的雇员一般喜欢self-challenging，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来不愿意找管理层或同事进行沟通，而是宁可自己翻箱倒柜地查阅各种文档自行解决。
self-challenging，往好了翻译是自我挑战，往坏了翻译是自己折腾自己。费正清在考察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状态(mentality)之后，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不承认一个人固有的价值，人的价值是通过外界的承认来实现的（大意）。老费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没有外界的承认，人就失去了价值，与行尸走肉无异，不管这个人内里是如何不凡。外界的评价决定性地确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害怕别人揭短的原因，也是寻常女子为了个“贞节牌坊”这么个木头疙瘩而甘愿自虐性地守寡一辈子的原因，也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家鸡打得团团转”等等奴才理论赖以诞生的心理土壤。
钟爱面子的中国人，特别喜欢用谎言来搭建所谓的“民族尊严”。所谓尊严，其实是无分长幼贫富，人人都会渴望的精神财富，应该靠诚实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在中国，尊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那句著名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来获取，并且这样获取来得尊严，可以轻而易举地掩盖头上的癞疮疤。不过，癞疮疤长在头上毕竟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鲁迅：《阿Q正传》）。
维护祖上虚幻的荣光，以及要改掉头上的癞疮疤，最好的利器自然就是谎言。直到今天，我们的历史课本里也到处充斥了为了“振奋民族精神”而编造的爱国瞎话。网友convexhull曾经郁闷不堪地发泄过这么一段话：
“其实不用流氓来教我,我也知道某些人某些时候会说谎,特定的时候可能所有的人会说同一个谎,也有可能某些人永远都坚持一些谎言,但是我不相信会所有人永远都坚持谎言.莫非我们从小到大学习到的,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父祖辈们教导的全是谎言不成?世人皆醉唯流氓独醒?”
很不幸的是，他努力质疑的“所有人永远都坚持谎言”，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事实。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那廉价的民族尊严是靠哪些谎言来搭建的：
谎言一：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
愤青们经常乐于炫耀自己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按照愤青们的说法，中国人的祖先在长江边吟诗作对的时候，美国人还在树上呢！言下之意，不要说在文明的层次上做比较，即使是在进化论的层次上比较中国人也高人一等。中国人较西方人的优越性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是一个临床现象。
真的是这样么？几千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形态咱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史”完全是御用历史学家们的捏造出的官定历史，是为了使中国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平起平坐的时候不至于太寒碜而人为拉长到5000年的牛皮历史，性质上完全类似于阿贵哥那句“我家祖上比你家阔多了”的胡话。
实际上，中国有出土文物做证据的文明史充其量3700年，有据可查的历史（即所谓信史）只有区区2900年。而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明史全部都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其存在于5600-5800年前——所谓过硬的证据，是指考古挖出来的文字和青铜器，埋在地下的古城堡，以及至今还戳在沙漠里的金字塔。懂历史的都知道，文明的出现是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堡的出现作为标志，在这一切出现之前只能叫做文化，不能叫文明。所以，愤青们要想反驳我当然可以，麻烦诸位千万别再提什么二里头文化，丢人。
中学时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朝代从夏朝开始，可这个夏朝的存在到现在也没找到任何证据。我们历史课本上的所谓“夏朝”，其存在唯一的根据是《史记》中的《夏本记》记载。御用历史学家们可笑地认为，既然《殷本记》的记载得到了甲骨文的证实，那么《夏本记》也应该是可信的。这种只能糊弄三岁小孩子的把戏，居然就能说服国家教委把“夏朝”写进历史课本，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不严肃由此可见一斑。只是不知道，御用历史学家们这么看重《史记》，那么《史记》里记载的商代大王他妈吃个鸟蛋就怀孕的记载，是不是也是历史？
比夏朝更早的“三皇五帝”就更邪门了。也许御用历史学家们也感到“天皇”、“地皇”、“人皇”的神话人物写进历史课本太不严肃，于是中国的历史年代从“五帝”开始算起。不过，让人喷饭的是五帝时代从公元前26世纪到公元前21世纪，整整五百年，平均一个“帝”执政100年，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居然比医学研究到了纳米水平的现代人都长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和爱国主义共同创造的奇迹。其实，“天子长寿”的破绽早在清朝末年就被学者王国维发现了，至今谁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御用历史学家们不知道是出于“上级指示要求”，还是“四大文明古国”的虚荣心，面对这么明显的破绽却置之不理，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上仍然把“五帝”写进历史年代表，这种把神话故事当历史的荒唐做法，咱中国人怕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毒一粪）吧？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前面所说的“天子长寿”的破绽，在《圣经》里也存在，亚当的子孙也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活的长了去了。可人家犹太人承认那是宗教，不是历史，更没有借此标榜自己是什么“文明古国”。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句那个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奉上级指示证明“夏朝”的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御用考古学家们不惜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法欺世盗名，在学术研究里建造豆腐渣工程，从而遭到国际学术界的猛烈批驳。幸亏戳穿“断代工程”骗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蒋祖棣本人也是个华人，否则的话这天大的学术笑话让13亿中国人的脸面往哪去搁？
所以，稍微有点学术良心的中国人，千万别在老外面前吹“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牛皮了，碰到一个爱较真的老外您就得出洋相。传说中的“有巢氏”教导人们不要住在地上，要在树上安家。所以，我们的文明史倒是可以这么表述：当印度人建立自己的王国，使用文字书写历史的时候，当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已经学会使用铜器的时候，当古埃及人已经计算出精准的太阳历的时候，中国人正在有巢氏的教导下，居住在树上。
谎言二：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我已经多次予以揭穿。所谓“四大发明”的提法，最开始是三大发明，没有造纸术，是培根和马克思等人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很遗憾，人家培根和老马都清清楚楚地指明，三大发明是西方的。后来还是科学史家李约瑟给中国人长脸，告诫西方人不要太狂，三大发明不但西方有，东方也有，他举的具体例子就是中国。李约瑟这么说，完全是劝勉西方人要明白天外有天，要戒骄戒躁，却反过来被中国人当作自己牛逼的资本，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么？
至今，三大发明也好，四大发明也罢，没有证据表明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发明真的对人类文明的进程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培根等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造纸术，古代埃及人就发明出来了，比蔡伦那个太监早多了。英文里的纸(paper)，不是来自中文，而是来自拉丁文Papyrus，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拉丁文里有“纸”这个单词，说明至少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就有纸了，甚至很可能更早，因为拉丁文里一半以上的单词都来自于古希腊语。至今没有任何国际上的权威机构或学者承认纸是中国人发明的。
活字印刷术，中学历史课本上都说是北宋人毕升发明的，可惜这伟大发明随着毕升本人一起被扔进了棺材，历史上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几乎没有采用过。从宋朝一直到明清，大量采用的还是雕版印刷，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泥活字从技术上根本就不过关，否则的话，难以解释为什么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采用。对印刷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不是毕升的泥活字，而是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并且，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古登堡是采用了毕升提出的技术方案才解决了制作金属活字的难题。实际上，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促进了信息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指南针，中国古人发明的不过是个漂在水上的磁针，指南效果很差，远洋航海根本指望不上。真正有实际效用的指南针是意大利人FlavioGioia在公元1302年发明的旱罗盘，并于明朝年间传入中国。并且，阿拉伯人并没有像历史课本里说的那样从中国人手里学会制作罗盘，他们是从西方人那里学会的。指南针对于航海业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历史课本上吹嘘的那么大。否则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没有指南针的腓尼基人如何能在公元前7世纪就远航非洲，也无法解释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如何横渡地中海来到埃及。
火药的神话则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火药是中国人最早于公元7世纪配置出来，这个不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的火药制作技术曾经传到了西方。实际上，西方人采用的最早的火药是英国人RogerBacon于公元1265年在他的著作OpusMajus中提出的。另外，火药对于近代武器工业的推动作用，显然被马克思、培根等人夸大了。实际上，西方人很早就有了火药武器，类似中国人的火铳，西方人管它叫handgonne。但是，这种handgonne射程太近，且不稳定，操作不便，一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真正对西方武器工业做出革命性拖动作用的是黄火药的采用（也就是苦味酸），以及触发系统、导向系统等等部件的不断改进。
总之，这四大发明的神化自从进入历史教课书成了经典教义以后，就每每作为民族的镇痛剂、安慰剂、十全大补丸来使用，每当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刺伤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总是四大发明挺身而出为国人治瘟镇痛，驱邪灭瘴，提振精神，恢复元气。实际上，这四大发明的神话不过是中国人自娱自乐的精神意淫而已，从来没得到过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尽管中国人绝对相信自己祖上的这段无上光荣的历史，但可惜的是咱们这四大发明只是在时间上略早了一些而已，西方人是独立作出自己的这些发明的，并且和我们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不错，培根的确是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效能和后果。最称著的例子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机械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但很明显，人家培根说的是西方人自己的三大发明，夸的是意大利人FlavioGioia、德国人古登堡、英国人RogerBacon的丰功伟业，没咱老祖宗什么事。
谎言三：月球上能看到长城
中国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经常分不清肉麻和有趣之间的区别，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那个流产甚广的“宇宙飞行员从月球上看见万里长城”的谣言。我不知道，13亿中国人有多少人具备最起码的科普常识，知道月球距离地球有30万公里之遥，从那里看长城就像是几公里以外看一根头发丝一样绝无可能；我不知道13亿中国人有多少人坐过哪怕一次飞机，坐过飞机的都知道，从万米高空看长城已经是相当困难，不要说从月球上；我也不知道13亿颗中国人的脑袋到底还残存多少理性，在对经典教义一如既往地照单全收之余，是不是还有点起码的怀疑能力。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低劣的谣言，一次又一次地被载入小学生的课本，一次又一次地作为中学生、大学生智力竞赛的抢答题目，一次又一次地作为全民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而瞒天过海、招摇撞骗了几十年之后，才在航天英雄杨立伟的亲口证言下正式寿终正寝！
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能称作耻辱。
谎言四：中国古代有成就辉煌的科学成就
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欺世谎言。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不是辉煌不辉煌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所谓科学，是指以实证为基础，有系统地研究各种可以被观察、被检测、被证实的事物的人类实践。实证是科学的最本质特点。科学最杰出之处在于它创立了一套严谨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在观察的基础上，对客观现象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进而提出科学假说，然后根据该种假说是否能对未知现象进行有效的预言来决定是否将该假说上升为科学定理。科学定理是人类的最高智力成就。
科学的其他特点还包括：以学术交流（学术出版物、论文、专业期刊，学术交流会）为载体，以科学组织（雅典学院，罗马林采国家学院）为主要活动主体，由知识分子创立并通过教育进行传播，等等。总之，科学是指一种有序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孤立的发现并不能构成科学，不是个别人找到一个圆周率近似值就可以冒充的。
凡是还有点学术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咱老祖宗没有一天拥有过这些个玩意儿。在古代，我们没有哪怕一条成型的科学定理，有的只是“勾三股四玄五”之类的经验主义的简单总结；我们没有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只有传授个人政治见解的私塾以及传授官定意识形态的书院，社会的全部智力资源都被官方组织起来研究四本书五本经；我们没有以传播科学为目的教育体系，有的只是工匠之间的口口相传；我们没有科学家都会具有的理性和客观，有的只是最狂延的想象。。。
甚至连“科学”这个词汇都是日本人用汉字教会我们的。在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科学为何物。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和哲学。类似的话俄国
文学家契诃夫也说过。在上个世纪前半页，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在中国国内也是广为接受的结论，毫无争议。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944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都是众口一词，意见高度一致。
真正开始“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研究的，还是上个世纪末“易经”热开始兴起之后。总有一些中国人，像太监害怕没有生殖器一样害怕自己的祖先没有科学，甚至不惜往裤裆里扔个面团来滥竽充数。没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和牛顿三大定律，就把《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一堆一堆的破烂拿出来以次充好，至今全国各地还有数不清的易经热、风水热。这些人拉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旗当作虎皮，挂着科学研究的幌子行招摇撞骗之实，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么？
还有一些中国人，总爱拿李约瑟写的那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来说事儿。李约瑟当年在西方混不出个头绪，于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地弄出来个“非西方中心论”，告诫西方人要知道天外有天，不要太狂。没想到中国人自己还当真了。其实，西方中心论和非西方中心论根本就用不着再争论了，我们今天吃喝玩乐一切的一切，除了每天说的中国话，基本上都是西方传进来的：带的手表，打的电话，玩的
电脑，穿的皮鞋，用的洗发水、化妆品，乃至汽车、自行车、篮球、排球、足球……从发式到服装样式，从
内衣到羽绒服，从照相机到摄像机，等等等等。即便是中国人自豪的中餐，也得用西方人发明的煤气灶和不锈钢炊具做出来的，方块字也是用西方人发明的钢笔来书写的。作为东方人，我们究竟还有什么脸面去捡“非西方中心论”的垃圾？
易经被当作是二进制的鼻祖，竹蜻蜓被看作直升飞机的前身，《墨子》被当作是研究几何光学的先驱……等等等等。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堆堆的破烂究竟比太监裤裆里的面团究竟强在哪里。科学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不仅仅在于它有哪些孤立的发现。说中国人发明了二进制，比说鹦鹉螺发现了阿基米德螺线还要无聊。
……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德国诗人海涅是这样评价谎言的。然而海涅大概永远都不会想到，直到21世纪，中国人内心几乎全部辉煌灿烂的鲜花都是从谎言中诞生的，因为德国人的耿直和严谨理解不了中国人的阿Q式精神胜利。于是，我们看到一幕一幕的荒诞丑剧在神州大地一次一次上演：美国西点军校不知何年何月开始供奉起雷锋像，海湾战争时美军官兵居然人手一册《孙子兵法》，英国牛津大学把博士学位和6万英镑奖金授予一位刚刚读本科2年级的中国女学生，等等。所有这些愚不可及的谣言，不但没能“止于智者”，反而在媒体和名人的煽风点火之下愈演愈烈，到最后全民得意洋洋晕晕乎乎甚至歇斯底里，直到老外亲自出面辟谣才算告一段落。像“西点军校学雷锋”那则谣言，从60年代就开始盛传，非但没能逐渐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越传越邪性，到最后居然盛传西点军校的学生也要学习中文报纸《人民日报》。普通大众信了也就信了，反正能出国的人很少，中央电视台居然还做了一期“雷锋出国”的访谈节目，梁晓声等知名作家无一不是意气风发、唾沫横飞地侃侃而谈。于是，一拨又一拨中国人去西点军校“寻找雷锋精神”，到最后竟然逼得西点军校不得不出面辟谣。
我不知道，佛洛伊德当初是否研究过钟爱谎言是人类的哪样一种精神状态。我只知道，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是不屑于用谎言搭建所谓的民族尊严的。一次次撒谎，一次次谎言被揭穿，却乐此不疲，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极度自卑，自卑得完全不可救药了。然而，虚荣和自恋绝不是解决自卑的良药，靠谎言搭建尊严更是饮鸠止渴、割股充饥的蠢行。我们这个民族，从精英到普通大众，已经完全没有哪怕起码的识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到今天其实也没能摆脱政治挂帅的阴影，一切的一切都以是否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指针。在这个指针的指引下，我们的“断代工程”在国际学术界公然造假，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写进“月球看长城”这样的笑话和哭话，一拨又一拨的中国人跑到西点军校去找雷锋像。。。
中国人如果真的想在洋人那里站起来，光是靠玩GDP的数字游戏是不行的。医治顽愚，必须向日本人那样学会自我揭短，老老实实承认我们自己从头到脚都是一无是处，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化几无尺寸之功，老老实实承认和西方相比，“我们的传统文化，远谈不上丰富，而是贫乏得太令人汗颜了”（胡适语）。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司马迁被割掉了老二，但历史毕竟记住了他写下的不朽作品。相反，靠谎言来自撑门面，安慰自己“别人有的我也有”，却像是太监在炫耀自己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宝贝。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其具备神秘主义，专制，反智，愚民，暴力倾向等特征。当然，在上古时代，并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在以后几千年里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完全没有自新的能力，完全陷入恶性的死循环，一直到今天。
其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
既然说到“反人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人性”这个概念，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事实上，与历来不同的是，我们并不应该将这个概念简单地定义为褒义或者贬义，人性中既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但是其主要部分，只是无所谓善恶的中性的对于幸福安康，自由快乐的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最应该予以保障的。
然而，西方人相对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性中恶的一方面更占上风，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或者中性的那些本能性追求更容易滑向恶的倾向需要更重点加以防范，自省；而与此相比，古代中国人在经过短暂的争论之后就自欺欺人地将人性的本质定义为了简单的“善”，并利用此为借口，为自己以后数千年施行种种罪恶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模式仍然作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在使用着。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彻底反人性的文化，不仅仅在于它完全地彻底地扼杀人性中追求幸福自由的方面，以及善的方面，而且更在于其积极鼓动人性中恶的那一方面，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开始，其一开始就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感性的，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思想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一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
实际上，虽然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为它里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是这并不防碍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表面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不强，但那是因为其内容中的专制成分的强势抑制了宗教势力在上层建筑的壮大，然而，在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邪教一直长盛不衰，根深蒂固。实际上其反理性的倾向毫不亚于那些宗教文明。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理性的，感性化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致命之处。
其次，构成“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家思想，虽然现在中国人开始流行对它的种种美化，不过，这一切都篡改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的内容，以及谱系，肮脏罪恶的履历，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任谁也美化不了，篡改不了。它的思想内容也贫乏弱智的很，没有多少可以引申发挥的空间。
儒家思想，它最能够迷惑打动人的一点就是它所谓“仁义”的主张，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好的承诺，问题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承诺而已，一张空头支票，那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作为维系专制秩序的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驯服和顺从。
来看看人类哲学史上的泰斗，黑格尔是怎样评价孔子学说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常识道德而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够找得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在希腊人那里。
这一评论可以说已经为孔夫子那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那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是“哲学”，马克思就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一些装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实则弱智的格言，顺口溜。
那么，儒家虽然在思想上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其目的是好的，而且在现实中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仍然可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可惜的是，它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学者”开始厚颜无耻地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的成分，根据仅仅就是因为孟子随口说了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完全是无耻的歪曲！他们拼命揪住这一句心血来潮的呓语作为救命稻草，却完全不顾孔孟等儒家头目的其他多得多的支持专制统治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儒教分子的虚伪无耻，以及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文化本质。
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成其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性质最为残酷的一种专制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实际上，想靠复兴儒教来挽救今天中国道德全面沦丧败坏，社会全面腐败局面的新儒家分子，他们一直故意忽略了一点：孔子当年所面对的社会局面跟今天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也希望能借复兴古礼来恢复他心目中“尧舜之治”的幻想，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真正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腐败，更加虚伪，更加堕落，更加黑暗，更加残酷，更加扼杀人性。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始终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具，动手杀人。
实际上，经常吹嘘中国是什么“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搞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从来也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野蛮国度。二十四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
儒家的孔孟之道，这是决定“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的一个主要根源，并成其为主要特征：集权专制。
那么，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流派呢？说到这里，又要澄清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历史误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大繁荣时期。不可否认，相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死气沉沉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相对是一个思想文化自由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但是这也就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一比较，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个夸张的文学描述，真正也就那么屈指可数寥寥几个思想流派），其思想内容实在是贫乏弱智得很。
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首先搞出来的），等等，虽然很多都是被驳斥过了无数遍的谎言，但是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我以后有空再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和印度，波斯等文明，我们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上，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
有一个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文化之间的优劣之势：那就是，希腊思想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思想文化，而印度思想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实际上，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也决定了它以后难以再有更大发展的空间，果然，历史证明，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只能继续弱智地反复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象程朱理学这样改头换面的重新包装，但是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那么，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到底有没有可取之处呢？表面上看，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身心自由，墨家主张仁爱，似乎也很符合人性，当然，在初期他们也呈现出一些优秀的方面，但是实际上墨家道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专制的，而且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他们跟儒家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的不同，这跟希腊罗马早期，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就能够自发地驱逐国王，实行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到了后来就更不用说了，墨家这种温和的平民主义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终于消声匿迹。而道家，极力鼓吹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压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富足的本能，从而实现了对反人性文化主体的妥协，进而也成其为帮凶，蜕变为这个反人性文化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极端的唯心主义成为中国民间鬼神迷信以及巫术的重要根源。
至于法家，以严刑峻法实施暴虐统治，当然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核心，所谓外儒内法，中国历史一直如此，儒家的虚伪无耻与法家的残暴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彻底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倾向的主要特征。
古代印度和基督教都曾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只有墨家有过一些相似的成分，实际上还根本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是也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它的难以生存也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暴力成分的强势地位。
总评中国文化，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其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就是最为腐朽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就是奴才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思维模式，太监的思维模式。
这样一种扼杀人性的文化体，在它内部，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择出来的具备这个邪恶文化体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那一类人。
那么，难道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化就没有缺点吗？当然是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中国文化的优点却是一个有无的问题，所以西方文化最终能够自我更新，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成功时，有一种很错误的思维模式，即：为什么你做到了，而我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我运气不好。
更无耻更愚蠢的一种想法是：是因为你们西方人偷走抢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你们才成功的。（比如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我以前的文章，我将来还要继续做更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事实上，这种弱智思维的前一点是不无道理的，西方文化的成功，其能够成功地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面貌，这种成功，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虽然它在一开始就具备了演变为现代文明的若干必要条件，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最后几个步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这一点，正如进化论所阐明的：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人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当很多必要条件都凑巧满足时，这一点才成其为可能。我们不应该事后诸葛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同样的，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其他文化和文明都没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思考的方向完全搞反了。我们应该明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进而言之，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其之所以没有进化成现代文明，也就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做无用功去愚蠢地绞尽脑汁反复思索为什么它没有成功进化，并为了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幻想，自欺欺人地去蓄意编造种种“古代中国科学成就”来意淫。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演变进化为现代文明的，而且不仅仅只是中国，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所有文明，文化，统统都没有能够进化成现代文明。一场赌博，只有一个赢家，其他都是输家。我这样说你们应该能够明白了。
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彻底地抛弃它。
另外一个常常被用来迷惑人心的问题，即：传统继承的问题，中国人有一种不加思索的认识，即：传统是天然应该被继承的，最开明的看法也不过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
确实传统有坏有好，也有值得继承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事实上，传统有很多种，西方的传统也是一种传统，而我认为，我们要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因为它的推陈出新，已经证明了其才是正确的传统，符合人性的传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所有人类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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